在資本主義市場經信用卡繳學費 優惠比一比濟運作下,效率與成長始終為追求的核心價值,而其先天的隱疾就是分配不公問題,為社會帶來潛在危機。如何興利除弊,使得資本主義持續、順暢運作下去,實與政府財稅制度與政策運作具密切關係。



二、三年前,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(Thomas Piketty)發表《二十一世紀資本論》大作,關心財富及所得分配不均問題,引起全球熱烈討論,台灣亦不例外。皮凱提觀察英、法、德、美等國近200、300年以來的總體經濟數據,發現資本報酬率每年平均維持在4%~5%,以GDP呈現的經濟成長率平均約在1%~2%。從長期間觀察,資本報酬率大於經濟成長率(更大於勞動報酬率),將會拉大貧富差距,成為社會不安的根源。因此,皮凱提建議課徵累進稅率最高超過60%的所得稅及遺產稅,以及累進稅率最高為10%的資本稅,以期增進財富與所得分配的公平性。然而,對有錢人課徵高比率的所得稅、資本稅、遺產稅,期待矯正資本主義有利於資本家累積財富之不公平現象,是否能夠具體發揮應有效果,並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中,資本或是勞動在國際間不易自由移動,課徵高稅率或許可以達到平均財富與所得分配的功能。然在全球化自由競爭經濟體系中,一國課徵高稅率將會助長資本與人才外移(用腳投票),不但達不到分配公平目的,反而極可能拖累經濟發展,故各國也不願獨自加稅。

基於此,皮凱提建議各國政府聯合起來,協同一致課徵累進的全球資本稅,藉以發揮應有效果。問題在於此項建議是否可行?頗為令人質疑:一方面由於各國達成課徵資本稅協議,以及掌握課稅資訊的交易成本極高;另方面縱使能夠經由聯合行為達成協議,各國基於己身利益考量,也可能陽奉陰違,陷入「囚犯困局」,事前說好大家努力課稅,私下卻以減稅爭取投資資金,以致聯合課稅協議難以穩定持久執行。皮凱提加重課稅觀點雖然引起重視,但各國政府基於現實考慮卻無意實施,甚至背道而馳。美國總統川普上台,為期促進國內投資、加速經濟成長、創造就業機會、引導資金回流,揚言建立低稅負環境即為顯例。稅改初步規劃包括:在個人所得稅方面,由現行10%至39.6%的七個稅率級距,簡化成10%、25%、30%三級稅率。在企業所得稅方面,稅率將由35%降低至15%,並且改採屬地主義課稅;針對企業境外獲利匯回只徵收稅率10%的一次性「匯回稅」等。由於美國為全球領導者,稅改影響及租稅競爭所至,英、法、德等國極可能跟進,將會引領新一波全球減稅風潮。然而,如此針對經濟效率面的減稅考量,不免對本國及全球財富及所得分配帶來負面作用,也有債留子孫之虞。面對皮凱提諍言與川普稅改所存在的矛盾,亦即公平與效率的夾擊與對決,台灣實在左右為難,也正是稅改爭議所在。台灣近年來經濟成長減緩,勞動者薪資不增,資本家報酬猛增,分配不均情況頗為嚴峻;諷刺的是,由於租稅減免及稅基侵蝕嚴重,地下經濟猖狂,薪資成為課稅主流,形成分配不正義的對立狀況。在此背景下,2015年政府實施「回饋稅」(富人稅),主要將綜所稅最高稅率由40%提高至45%,兩稅合一之設算扣抵稅額由全額改成減半,目的在使有錢人多繳一點稅,卻造成綜所稅與營所稅率間、內外資稅負間差異過大現象,為了增進稅制公平,在經濟效率面付出代價,使得台灣面臨再一輪稅改困局。其實,台灣屬於小型開放的經濟體質,在全球化競爭格局中,對於資本與勞動雖無法課徵重稅,但應努力取消租稅減免項目,縮小地下經濟活動範圍,打破「高稅率、多減免」之惡性循環現象,合理降低稅率,以免對努力工作、誠實納稅者造成懲罰,藉以吸引人才與資本;並且透過社會福利、醫療保健、教育投資、人才培訓等政府支出,冀能照顧社會弱勢、提高薪資報酬、改善分配結構,如此在資本主義發揮效率與成長功能下,同時亦能紓解在公平面的負面影響。(工商時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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